“一抹茶香”的超级工厂——贵山“观茶”系列报道之江口篇

反面排除与正面界定的逻辑虽然相反，但法律适用效果无异，都可通过两步走的方式，区分食品安全标准的性质，首先做形式主义判断，然后做实质主义验证或排除。

然而，以自创之姓氏来申请出生称姓登记，并获得登记机关或法院支持的案例则尚未查到。与出生姓名登记不同的是，姓名变更登记还涉及到变更次数问题。

是故，最高院和公安部的有关解释性文件理应择机废止。2.出生取名登记 对于出生登记中的名字选取，姓名登记条例和公安部初步意见同样未作任何规定。众所周知，最高院发布的各类司法解释尽管不是法律，但它们是各级法院裁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地位之高几乎不亚于法律。正如北雁云依案所示，姓名登记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到诸多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和适用。而在我国这种法律只能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以法律保留就意味着人大保留。

（3）最高院就未成年子女姓名变更问题所作的三则司法解释，即最高院1951批复、最高院1981年复函和最高院第19条意见。台湾《姓名条例》规定得申请改名的情事之一是命名文字字义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者。权力是行政的逻辑起点，决定着行政逻辑的形成、展开和实现，为了保证行政逻辑的一致性，必然要求权力主体是一个整体而不能分散，是单一的而防止出现多头逻辑，造成指挥系统的冲突和混乱。

而前者以被改革的权力为切入点，审视权力设置、运作等各阶段是否符合现代宪法预设价值，并对之进行相应价值指引与修正。摘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权的顶层设计，需要正确的方法论。另一方面，机关思维制造了逼仄的权力研讨空间，抑制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使社会组织游离于权力改革外围，无法激发和发挥社会组织在实现预设权力改革目标中的作用。从所搜集的重要官方文件发布时间来看，其最先出现在2010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再看国家审计权，我国《审计法》2条规定审计机关对审计对象所列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这是审计权的真实功能，即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国家资金的正常使用。此外，其边际效应倾向于排斥社会。

行政本质上是执行执政党意志的功能(弗兰克· J ·古德诺，1987:41)，其实现至少依赖以下几个条件：第一，雄厚的资源优势，这是行政逻辑的基础。在此，我们提倡一种实质改革观，即顶层设计以权力为视角切入，以被改革的权力为中心，在尊重权力客观运作规律的基础上，检视权力程序中各个环节，找寻其间可能的价值漏洞或风险点并予以弥补或防范，从而实现现代权力在宪法视域下的价值统合和体系建构的目标。从1993年至今，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分别承担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从个体权力的产生来源看，权力个体依附于某一机关职位，而这一机关主要是上级决定产生的，尽管人民主权思想深入人心，但在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大背景下，其追溯到底是执政党高层的决定。

第二，如前所述，将行政监察、国家审计、检察院反贪反渎等整合进国家监察体制，希冀更大程度上发挥反腐作用的做法是不当的。方法论 为了建立执政党领导下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1]，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中央作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政治决断。《试点方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等。现代民主政治呼吁新的改革方法论，我们认为程序思维方法正顺应了时代要求、改革趋势、发展特征，成为权力改革领域必将崛起的新的方法论。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体制，监察权的成立是没有宪法依据的。(二)监察权实施环节 我们认为这一环节可能存在的价值漏洞或风险点有三个：如何体现对监察权的权力制约价值？如何避免选择性或运动性反腐，使监察权的运行体现民主价值？被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价值如何得到保障？ 申言之，第一，根据试点方案和试点实践，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从效度上讲，这三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权力为惩治腐败人员扫清了障碍。

以上权力改革实践和制度设计均不同程度反映了执政党在权力改革中的机关思维，形成了以机关整合为中心的权力改革改革路径和方法论。国家监察体系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应遵循这一方法论。

而被监察对象的权益救济无法依法纳入现行法治化救济框架，可能造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牺牲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产生新的人权赤字，因此，我们建议国家监察体制应设计被监察对象的权益救济机制，通过修法或法律解释途径将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机关思维可能将制造执政党内部权力分支间的经济鸿沟(查尔斯· A·比尔德，2012:1-11)，进而发生马克思主义宪法的基础解构风险，引发上层建筑之价值冲突与失序。机关思维方法的实现依赖于权力高层的权威以及制度自身所形成的公信力，而这一过程大量消耗权力高层控制的人、财、物、制度等有形、无形资源。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经过谨慎论证和试点，但是这一过程不能从改革起始就在效率和法治的天平上失去平衡，改革即使具有紧迫性也要遵循法治原则，而这一点我国宪法第61条对此作出了安排，即召开全国人大临时会议。机关思维尽管存在诸多弊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顺相关机关的主体关系，最起码提供了权力运作的基本载体，这为程序思维对权力运作环节进行价值供给奠定了基础。[15]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二)程序思维与机关思维的辩证关系 程序思维与机关思维是权力改革的两种方法论，尽管两者存在诸多差异，但都具有一定的方法优 势，在同一权力改革中，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配合，辩证统一的关系，具体来说： 首先，机关思维是程序思维的基础。国家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应当统筹运用这两种方法，在主体性和理性场域中获得秩序认同和现代宪法价值共识。

[11]这里我们列举浙江省在试点阶段的国家监察体制之顶层设计所覆盖的主要内容：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另一方面，被管理者只有服从国家意志才能获取其所需资源。

(三)程序思维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 程序思维是现代宪法价值实现的重要方法，其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扩展权力运行空间，吸收社会组织、公民的民主参与。在政党主治体制下，执政党的行政逻辑就从政治领域自然延伸到了国家权力领域，形成以权力机关为中心的机关思维。

程序思维并没有像机关思维那样预先将权力集中于某一机关，再主观设置权力运行程序，而是在遵循权力之客观运动规律基础上，为其营造了一个比较开放的运作空间，吸引社会组织、公民等其他主体参与到权力运作中来，再按照现代宪法原则和功能最适当原则[10]对权力配置作出适当安排。行政逻辑是一种单向度思维，在它看来，互动沟通是对权力主体权威地位的威胁与弱化。参见：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30页。第二，机关思维有违权力运行的客观规律性，容易阉割权力自主修复功能

第一，机关思维违背权力制约原则，易导致权力的封闭空间，滋生新的腐败。机关思维容易形成权力运行在机关内部型构的封闭空间，阻隔社会组织、公民对权力改革的参与，这与现代民主政治所提倡的公民参与政治的思想相违背。

比如，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欲融合行政监察、国家审计、预防腐败等权力机制，但后三者并非功能意义上的反腐权力。机关思维方法的实现依赖于权力高层的权威以及制度自身所形成的公信力，而这一过程大量消耗权力高层控制的人、财、物、制度等有形、无形资源。

[2]这一点可以从重要官方文件中得到佐证。我们把前者的设计方法称之为机关思维，把后者称之为程序[6]思维。

二、程序思维：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选择 方法具有时代局限性，机关思维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党政治不成熟、公民社会力量薄弱、民主机制不健全等旧时代条件下的改革方法，上文论述的诸多弊端凸显了机关思维方法的不适应性和方法改革的迫切性。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本身就严重违反法治原则，是法治不成熟的表现。但这种权力配置方法易形成侦查权与公诉权间的封闭空间，可能给检察机关该作起诉决定却不起诉创造机会，导致检察机关灯下黑问题的产生。摘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权的顶层设计，需要正确的方法论。

政治现代性是围绕主体性与理性展开的现代宪法价值取向和秩序认同(刘红燕、宋惠敏，2013:208)。(一)行政逻辑的解构 行政逻辑是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主导体制相联系的，强调的是权力上层的意志和行为。

行政逻辑的外在追求效果在于降低官僚体系运作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一切可以确定化的不确定性吸纳到系统内部，将一切不可确定化的不确定性拒之门外(周军，2015:21)，从而压缩社会的自主参与空间，减少社会对官僚体系的冲击和挑战。除此之外，还有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说、制度总体设计说、科学决策和战略管理说等。

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而治理的思想与等级化的权力、垂直和自上而下的指挥关系以及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推行的意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让·皮埃尔·戈丹，2010:14)，由此形成了政党政治[7]背景下执政党及其代理者在治理场域中的行政逻辑[8]。